政府改革的重心不僅在于簡政放權，更在于職能轉變。我們常說的政府職能缺位、越位、錯位，都根源于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沒有定位好政府與市場、社會和個人的關系。
簡政放權、職能轉變，一直是本屆政府追求的目標。中央政府一千七百多項審批事項中，已取消下放了七百多項，遠遠超越了預期目標，其幅度與效率確實是“蠻拼的”。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繼續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
不過，現在一些民眾、企業與市場卻沒有明顯的獲得感，“溫差”到底出在哪兒?
現實運行中，因個人事務與國務院部門打交道的人，理論上可以歸“零”。因行政審批事項需與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歸口層層上報，即央企可以通過國家國資委或中央業務主管部門、地方企業(含私企)可通過省級政府上報。經過兩年來的努力，中央政府的審批權是大幅度減少了。但是，其中一些取消掉的審批權是因為經濟與社會基礎發生了變化而事實上“消亡”了;下放的權力則都被省級政府“兜”了底。再加上一些地方出現的懶政、惰政、為官不為傾向，以及不收禮、不收錢也不積極、主動辦事現象，政府簡政放權的力度與社會的感觀自然就有了差距。
其實，政府改革的重心不僅在于簡政放權，更在于職能轉變。我們常說的政府職能缺位、越位、錯位，都根源于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沒有定位好政府與市場、社會和個人的關系。現有政府運行的法律基礎、職責界定與運行規則實際上是在原有計劃經濟時期的基礎上“修補”而來的，保持著很多的“舊制度”，維持著很多的“舊慣性”。對于市場經濟、環境保護、社會治理、互聯網管理、流動人口等一系列“體制外”的新事物，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去應對，同時，也暴露出很多的不適應。
特別是，我國經濟目前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有了新的發展特征和趨勢。認清并適應新常態，大力推動“四個全面”的施政進程，就成了各級政府面臨的一項緊迫而又重大的任務。與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相比，政府熟知的出口、投資與內需這“三駕馬車”都走到了一個收縮關口。如果還沿著老路子走，必然會越走越“偏”。
面對新常態，政府需要超常態的自我革命去適應。政府的改革不到位，經濟、社會和生態等領域的改革也很難得到有效推進。在新常態下，各級政府部門應主動適應新形勢，樹立改革創新意識、法治思維，真正實現“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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